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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杜涛,1901年9月25日出生于蒙自县倘甸村(现属个旧)。五四运动爆发时,杜涛正在读中学,年纪轻轻的他就组织蒙自爱国学生会,带领300多名学生罢课上街游行,此后一直从事爱国运动。
1923年五月,杜涛离开蒙自开始近两年多的补习生活。兼职配音在这期间,杜涛阅读了很多革命书刊。特别是在北京补习期间,结识了云南籍员王德三、张经辰等,还加入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——新滇社。1925年,杜涛考取日本人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班。一年多的大学生活让杜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越来越反感,对读书救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,于是循着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的革命潮流,愤然弃学,南下投奔革命中心广州,寻找组织。
在广州学习结束后,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,杜涛主动要求回家乡蒙自开展迤南地下党工作。
1927年2月杜涛回到蒙自后,即以蒙自、个旧联合中学教师的身份做职业掩护,在县立小学举办半公开的学术讲习会,启发青年们的革命觉悟,秘密发展员和共青团员。同年4月,经中共云南省特委批准,中共蒙自支部正式成立,是云南省第一批成立的县级基层党组织,由杜涛任书记。
组织在蒙自建立后,杜涛又积极筹办组织,发展国共合作。中共蒙自支部以小东山、倘甸为据点,在小东山成立了迤南第一个农民协会,兴办农民夜校。在县城创办平民女子读书班,成立蒙自县农民协会和云南省妇女协会蒙自分会,这些都走在了云南省的前列。
“要开展革命活动,就必须与反动势力作斗争”,兼职配音杜涛深知斗争的重要性。1927年春末夏初,干坝子蒙自灾害严重,家乡倘甸农户更是青黄不接、无米下锅。而此时,粮商却囤粮投机,大富高利剥削,官府对此不闻不问,农民走投无路。于是,杜涛领导农民向两家大富借粮,大富当然不借,还到官府诬告,派差吏弹压借粮群众。杜涛不予退让,有组织地开展”借粮救贫”,与富户和官府理论斗争,终于借粮万余斤,帮助60多户贫困农家度过了夏荒。
7月14日,在中共蒙自支部的领导下,蒙自县学生联合会成立,杜涛在大会上作演讲。当日适逢法国国庆纪念日,法国驻蒙自领事在南湖畔设置“打瓦罐、爬滑竿、水里捉鸭”等节目,想方设法使坏点子专门戏弄、侮辱中国人,不明事理的蒙自老百姓纷纷上当,成为供老外取乐的工具。杜涛看后怒火中烧,随即领导学生和群众进行抗议斗争,法国人鸣枪威胁,更激起中国人的义愤,他们纷纷以石块、砖瓦反击,砸碎哥胪士酒店玻璃窗户,把一群洋人吓得逃到蒙自道尹公署躲起来。这期间,蒙自道尹陈鹤亭打着防匪防盗、保境安民的旗号,组织“迤南民众保安会”,自任会长兼保安司令,发展自己的势力。杜涛经省特委同意,借机打入迤南民众保安会,先后担任保安司令部副官处副官及政治处宣传股长等职,以这些公开身份在地下发展革命势力,暗中联络地下党员,使蒙自地下党工作在全省反革命逆流中不仅少受影响,还获得巩固发展。机智的杜涛,其实很善于潜伏,他与保安会的人称兄道弟,公开往来于迤南城乡各地,反动官府里谁也不知道,保安司令部的副官杜涛,那个憨厚的“大牙”,竟然是的领导人。
在杜涛的短暂人生中,1928年是他的巅峰时刻,同年一月,蒙自小东山农协会员高自明家住房失火被烧,村农协会及时帮他家重盖了新房。恰逢村后的滇越铁路护路树被砍,黑龙潭火车站巡警诬陷高自明偷树盖房子,将高自明捆绑吊打还拉走了他的马,准备罚款并送开远路警总局查办。村中的群众对此事极为愤慨,却毫无办法。杜涛获知情况后认为,这不是铁路巡警与高自明的单纯纠纷,而是法帝国主义一走狗仗势欺压中国人民的典型案例,杜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领导一次更大的斗争,狠狠打击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贯的嚣张气焰。于是杜涛召集党团员周密计划,决定营救高自明。杜涛带领着200多人纷纷手持锄头、扁担、棍棒及少数的高抬着红旗包围了黑龙潭车站路警分局,要求放人。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,杜涛带领众人打得路警四处躲藏,这次事件被称为小东山暴动,是中国在云南组织领导的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武装行动,兼职配音为省临委工作重点转移到蒙自打开了新局面,黑龙潭火车站路警分局打探到了这次暴动的领头人是杜涛,便告状到省政府龙云处,省政府随即发出对杜涛的通缉令,杜涛被免去了迤南保安会的一切职务,被迫由公开活动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党活动。
1928年6月,杜涛出任中共迤南区委书记,这时的杜涛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,他的心里只有一个重点,那就是武装斗争。8月1日,在迤南区第四次党员会上,杜涛决定在加衣村组织秋收暴动,攻打老寨的大地主寅东,夺取大地主的60多枪、数十匹骡马,然后将这片地区开辟为游击区交通站。
在暴动前,杜涛领导的行动委员会在加衣村召开了共200多名农民代表参加的会议,对暴动做了动员和部署,决定在10月31日以当地民间“吃大賨”的习俗为名筹办伙食,集中2000余人的队伍去攻打大地主。所有的事情都在暗流中涌动和变幻,芷村团首嗅到了空气的凝固与紧张,获得了地下党准备秋收暴动的信息后,千方百计恐吓附近各村群众,使群众产生了畏缩心理。加上天公不作美,在计划暴动前那个干燥的秋夜突降大雨,山洪暴发阻断了山路。到10月30日夜,只有查尼皮、小东山、倘甸这些基础牢固的农民武装到达加衣村。10月31日早清点人数,连同加衣、老寨的农民武装仅有250余人。更有一些意志薄弱者看到人少而丧失信心,不断有人走掉,以致最后剩下的武装不足百人。面对如此局面,杜涛无奈宣布终止行动计划。
虽然加衣暴动流产了,但却使反动派惊恐万状。随着杜涛的影响越来越大,他也成为了反动派的眼中刺、肉中钉。被龙云政府通缉的杜涛,已被敌人跟踪,却浑然不觉。1928年11月7日,杜涛在迷拉地火车站被跟踪的芷村团丁逮捕,送押蒙自刑讯,后来又被押送昆明由龙云案亲自审问。党组织、群众及亲属曾多方设法营救,但杜涛对劫狱、劫车等方案都不同意,甘愿牺牲自己。铁血男儿杜涛经受了6次刑讯逼供,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,敌人却不能从杜涛口中得到任何关于云南地下党的机密。
1929年5月2日,杜涛被反动派杀害于昆明地台,牺牲时年仅28岁。
参考文献:蒙自历史人物选》(政协蒙自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)王必昆《1928:行走在迤南大地上的青年》